七夕情人节,国画里的七夕

七夕情人节,国画里的七夕

对于中国人来说,情人节应该属牛郎和织女相传的节日“七夕情人节”重要。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七夕节在国画里也相当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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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情人节,国画里的七夕

明人仿仇英 《汉宫乞巧图》

《乞巧图》这种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只有外表形式变化,内容基本稳定。几个姑娘一碗水,斗斗花针扯扯嘴。无非如此。这可是也真能说明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稳定性——从唐代到近现代没大变化。

“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成为歌颂爱情的美好浪漫的爱情故事。成为一种大家承认的正向的“社会共识”。

神仙也是人,两地分居不好。

于是,“七夕”情人节的性质也随着成为主流。这个故事更如此美好,寄托了大家对爱情最美好的意愿。

自然牛郎和织女这两位的“神话画”就多了起来。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画,这是一位和我爷爷一辈的爷爷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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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到晚近,尤其在各种年画或者从传统人物画转转,就像连环画的那种画中,自有自己的套路,不用上面那些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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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耕女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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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女被天将带走》

甚至,出现新式年画,还会有这样的作品。本来不应该把它放到“国画”里。可是想想刚才“画像砖”都放了。这个也是衍生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画”,也就放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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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标配”——两个主人公、牛、俩孩子、喜鹊和云彩。

大家有没有“越看越俗”的感觉?别担心!我们神一样存在的傅抱石同志又要出场了,让他给这篇文章画上一个不俗的句号吧!

让我感觉感觉什么叫“云海苍茫,天各一方。”什么又叫“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奈何姗姗其来迟。”

最后也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少干针线活儿,多谈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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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七夕》

“七夕”佳节是全天下有情人共同庆祝的节日。在生活中,鸳鸯常常被视作美好爱情的象征,被人们所喜爱。在国画作品中,它们也常常被当做取材对象,绘于画家笔下。画中的鸳和鸯都是出双入对,或在池塘溪水,或在树下闲憩。无忧无虑,快活自在。画中的鸳鸯总是和荷花一起出现,寓意了一种宁静祥和、幸福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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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鸳鸯图》陈洪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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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鸳鸯图 》清 吴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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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鸳鸯》苏宇光

以鸳鸯比作夫妻,最早出自唐代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诗,诗中有“愿做鸳鸯不羡仙”一句,赞美了美好的爱情,以后一些文人竞相仿效。

崔豹的《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说它“终日并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也。或曰:雄鸣曰鸳,雌鸣曰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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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 喻继高

也有人认为“鸳鸯”二字实为“阴阳”二字谐音转化而来,取此鸟“止则相偶,飞则相双”的习性。自古以来,在“鸳侣”、“鸳盟”、“鸳衾”、“鸳鸯枕”、“鸳鸯剑”等词语中,都含有男女情爱的意思,“鸳鸯戏水”更是中国民间常见的年画题材。基于人们对鸳鸯的这种认识,中国历代还流传着不少以它为题材的,歌颂纯真爱情的美丽传说和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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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鸳鸯》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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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鸳鸯》 齐白石

鸳鸯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一夫一妻、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甚至认为鸳鸯一旦结为配偶,便陪伴终生,即使一方不幸死亡,另一方也不再寻觅新的配偶,而是孤独凄凉地度过余生。其实这只是人们看见鸳鸯在清波明湖之中的亲昵举动,通过联想产生的美好愿望,是人们将自己的幸福理想赋予了美丽的鸳鸯。事实上,鸳鸯在生活中并非总是成对生活的,配偶更非终生不变,在鸳鸯的群体中,雌鸟也往往多于雄鸟。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 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 朝朝暮暮。

——《 鹊桥仙·纤云弄巧 》 宋·秦观

七夕节,是传统民间重要的节日之一,因为两性之好,遂作古代婚姻择偶观漫谈。

“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

——李白《代别情人》

“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

—— 蒋防《霍小玉传》

这是中国古代才子配佳人恋爱、择偶模式的典型文学表达。男女婚姻的择偶观必是社会价值观的真切投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流择偶观,男女双方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不同或侧重,这可以从双方、男方、女方三个角度分别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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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钱财——双方共同择偶观

“门当户对”是古代婚姻的基本条件,以门第缔结婚姻是最常见的婚姻形态。魏晋、隋唐时代,由于门阀观念盛行,婚姻讲求门第更到了病态地步。不仅良民、贱民之间不通婚,高门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也绝少联姻。寒门卑姓一旦与高门大姓联姻,即刻身价百倍、声誉鹊起,故而出身低微者包括当朝新贵、富户豪门争相与士族联姻,借以攀附高门,提高声望;而高门大姓又自矜门第,耻于与寒门联姻。由此还引出了“卖婚”陋俗:庶族富贵人家求娶名门之女,要多纳财货赔偿人家的门第损失;而潦倒的士族人家则借此获取钱财,唐代称为“陪门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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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种观念影响,高门女子也以下嫁寒门为耻。唐朝权贵吉懋倚仗权势逼娶名门崔敬之女,花车到门,崔女坚卧不起,情急之下,小女抱着舍身救父的念头才替姐姐嫁到了吉家。也有的女子为了家族兴旺,自愿做出牺牲。晋代安东将军周俊要纳平民之女李络秀为妾,家人不赞同,络秀却认为与高门联姻有益于家族,因而甘愿为妾。待三个儿子长大后,她对他们说:我之所以屈节为妾,只是为了门户考虑,你们日后必须提携我家。李氏家族由此而进入上层社会,成为方雅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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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之外,以财富论婚是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儿女婚姻常常被当作家庭聚敛财富的一个途径,男家聘财多少、女家妆奁厚薄都是家长为儿女择偶考虑的首要条件。汉代人娶妻聘女都要花费大量钱财,嫁女更要倾家荡产置办嫁妆,所以民间有“盗不过五女门”的谚语。魏晋南北朝时,“卖女纳财,买妇输绢”(《颜氏家训·治家》)也是普遍习俗,双方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如同做买卖一样。

宋代以后,由于门阀制度消亡,门第观念日渐淡薄,钱财更成了缔结婚姻的最主要因素。“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司马光《书仪》卷三)。媒人到门,家长不问人品,先论聘财、嫁资数量。宋代贵族士大夫之家因为贪图钱财常与富户攀亲,甚至皇室之女也下嫁能奉送大宗聘财的富商大贾。这种买卖婚姻风俗直至明清盛行不衰。明朝有女待聘之家往往要变卖家产,凑足白银百两,才有人愿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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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财论婚的风气,使得女性深受其害。家长只重聘财,不重男方人品,成为女子婚姻不幸的重要原因:“阿母恋金重,亲兄要马骑。把将娇小女,嫁与冶游儿。”(元稹《代九九》)母亲、兄长因为贪图钱财,竟将小女嫁给一个浪荡子。而男方苛求女方嫁资也是女子的一个灾难。嫁资不足的女子在夫家会遭受公婆白眼甚至辱骂,《颜氏家训》中便批评有的人家公婆因儿媳没带来多少资财,便恶毒诟骂其父母。

更多的贫家女则由于没有嫁资而无人聘娶,这几乎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唐诗有许多篇章感慨贫女难嫁:“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白居易《贫家女》);“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馀……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邵谒《寒女行》)。更惨痛的后果是,贫家顾虑女儿长大无钱资送出嫁,所以干脆不养活女儿。汉代就有生女不养的风气,曾引起朝廷官员的忧虑。宋至明代南方许多地区溺女成风。明嘉靖年间的《浦江志略》中记载当地溺女风气时说,人们认为与其让女儿长大而不能出嫁,受到讥笑侮辱,还不如让她早早死了好。

功名、文才——女方择偶观

在官本位社会,男子的功名决定了其社会地位与财富,自然最为人看重。但择婿多在少年时,于是男方的品行、才智、武艺、面相等便成为女方择偶的诸种考虑因素。虽然标准因时代而异,但最终多半还是看重其日后是否能仕途发达、富贵荣显。

汉高祖刘邦未发迹时,只是个贫穷无赖,吕雉的父亲却看中他是贵相,执意要将女儿嫁给他。汉代丞相陈平青年时家境贫寒,富户张负却认为他仪表非凡,不会久居人下,将孙女嫁给了他。北朝崇尚武功,北魏大将倍侯利勇猛善战,民间歌谣唱道:“求良夫,当如倍侯。”(《魏书·高车国传》)北周贵戚窦毅在为女儿择婿时,在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让求婚者每人射两箭,射中孔雀眼睛便许婚,结果后来成为唐朝开国皇帝的李渊两箭各中一目,成了窦家的乘龙快婿(《旧唐书·后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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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后,由于科举制度兴盛,中举的文士往往名声显赫、仕途畅达,社会价值观也日益崇尚文才。女方的择偶观随之偏重文才,对才子趋之若鹜,期望其日后平步青云。处于边地的敦煌民间择婿也一样崇重读书人:“可连(怜)学生郎,其(骑)马上大唐。谁家有好女,嫁以(与)学生郎?”这种崇重文才的风气直至明清盛行不衰。

唐代以来,上层社会多为女儿择取科举前程看好的才子文士,被称为“榜前择婿”。唐朝宰相李翱女赏识卢储的才华,预测必中状元,李遂选其为婿,来年果然状元及第(卢储《催妆》诗及注,《全唐诗》卷三六九)。已经及第成名的新科进士、状元自然更是贵富之家首选的婚姻佳偶了。唐朝每年新科进士及第,照例在曲江池举行盛会,“公卿家以是日择婿,车马填塞”(同上,卷三)。权贵之家选进士为婿者不胜枚举。宋代甚至出现了带有喜剧色彩的“榜下捉婿”之风,每年科举皇榜一出,豪门富户便争相抢夺进士为婿,为此还闹出许多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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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长择偶相比,女子本人相对更看重男方本身的仪容、德才。先秦时代还有个有趣的传说:齐国有位女子,两家邻居向她求婚,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美而贫,父母征求女儿意见,女儿却表示:“欲东家食、西家宿。”(《艺文类聚·礼部下》)虽贪恋东家的美食,却更难舍西家子的容颜。

在唐宋以后崇尚文才的社会价值观下,女子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者往往倾慕才子,期盼得嫁才子。清代才子张问陶的妻子林佩环的诗句写道:“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可谓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女性对才子的崇拜和嫁得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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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容貌——男方择偶观

男方选择婚姻配偶时,则在意女子的品性、容貌、命相以及是否能生育后嗣。

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列举了五种女子不能娶:丧妇之长女、世有恶疾者、世有刑人者、乱家女、逆家女。反映出极为重视女子的家庭出身、教养,认为这会影响女子的品格与性情。如丧母之长女不能娶,作者解释说是因为女子从小无人管教,日后往往会不听从命令。对于家世,宋人胡翼之主张嫁女必须胜过我家,娶妇则须不如我家。因为只有这样,女子过门后才会小心恭敬、事奉公婆(参周 《清波杂志》)。综上可见,对于女子的品格、性情的要求主要是贤良不妒、柔顺恭谨。

虽然按照礼教原则,娶妇应以德为先,事实上,男子本人多半首重女子容色。唐朝士子崇尚风流,更不避讳对于美色的追求。唐代连中三元的大才子张又新声称:“唯得美妻,平生足矣。”可惜阴错阳差,娶了丑妻,因而感叹:“一生辜负看花心”(《唐才子传》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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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惜才、男子好色的价值观,也使得“才子佳人”成为社会观念与文学作品中普遍流行的爱情、婚姻模式。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皆为貌美如花的妙龄女子,如意郎君一色都是风流才子,金榜题名、奉旨完婚则是最常见的圆满结局。这其中自然寄托了文人作者的终极理想,无疑也凝聚了中上层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择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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