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青铜造像-神灵图腾的思维信息

三星堆青铜造像作为神灵图腾的思维信息

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起，我国已进入极为灿烂的青铜时代。如果说以彩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艺术，与世界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相同的一些地区的文化艺术还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我国的青铜文化在奴隶社会时期的时空位置上可说是独具创造和中国特色。

分析青铜造像有必要就整个青铜文化时期的总体造像趋向进行整理和假设，整理的内容包括审美标准、抽象变形、图案纹样以及人物造像所依据的原则；假设的意义在于让思绪的联想和沉思引入未经文献记录的茫茫空间，以期找到沟通传统文化精神链式环节的契合点，尤其是远古青铜造像的未知因素。

将三星堆青铜造像作为神灵图腾来认识，首先，图腾表现为神灵的象征性形象。其次，图腾表现为能阐明他们关于自然力、他们周围的生物和现象之产生的观念。因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模拟这个产生过程，要不然就是把这个产生过程想象成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象征。一方面，图腾造像包含社会集团的成员个体与图腾之间的同一的集体表象；另一方面，一个社会集团或者单独的个人认为自己与某种图腾的人或动植物有着相互联系的“互渗”倾向。前者表现为单向的思维方式，后者表现为双向互动的思维意向。

“在与构成社会集体的那个个体的存在的关系上说，社会集体存在的本身往往被看成是一种互渗，一种联系，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若干互渗与联系。……每个人的图腾被看成是……与这个人同一的东西。另一方面，每个图腾集团又应该拥有一种能直接控制其名称为该集团所冠的那些动物和植物数目的能力。最后，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的精灵。”

商、周时期先民们的知觉根本上是神秘的，这是因为未知的自然现象和茫然的内心恐惧构成先民们任何知觉必不可缺的集体表象所具有神秘的性质。他们根本不需要去寻找解释，这种解释已经包含在他们的集体表象的神秘因素中了。由此看来，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这类问题。应当弄清楚的是：神秘现象怎样渐渐地从那个从前包括着它的复合体中脱离出来？亦即它是怎样开始单独地被感知，那个起初作为组成因素的东西怎样在以后变成了“解释”？

在某些有直接的实用意义起作用的场合中，先民们在区别一些十分相似的印象方面，在断定他们的生存或许生命所系的这个或那个事物或者现象的外部特征方面，他们又显得十分细心，而且常常十分能干。但是，即使说这些精细的知识应归功于训练和记忆力，我们仍然发现，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他们的知觉不但不抛弃那一切缩小的客观性的东西，而且相反，它还专注在存在物和现象中的神秘属性、神秘力量、隐藏能力上面，从而让我们看到那些具有纯主观的、但在他们看来却不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少实在性的因素。

1.植物和自然物图案纹样造型的审美观及其他

在我们研究青铜人物造像写形法则的时候，有必要首先研究动植物纹样变化的抽象过程和心理迹象。从低等动植物和自然物的抽象变化，进入高等智慧人物的意象表达，实际是由长期的社会集体经验的积累和不同的原始氏族、部落的稳定的文化意识为背景产生的，是他们同一、稳定的文化意识所赋予的情感价值和内在的含义。正是这种氏族、部落文化的发展，才能赋予形形色色的图腾、巫术、神话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和象征意义。

只有社会进程发展到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制度的过渡时期，个体意识才慢慢发展起来。由简单的植物纹样，到复杂的动物纹样，再到更为内在精神的人物造型，才随着个体意识的逐步发展而循序渐进地推演过来。

原始几何纹样是以最单纯的点、线以及圆形、方形、三角形等为基本要素，它们源自对某些具体形象或事物的表现，按照自然美本身具有的形进行提取，描摹出纹样的基本单元和形状。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思维的抽象活动，同时以再现自然美的造像写形法则为指导。这是一种“泛主体性”的原始创造，是原始人类从朦胧的自我生命意识出发对外部世界各种事物的移情，或者说是原始人类用自己的生命经验，体验对外部世界事物的一种神秘解释，其特点是以人的属性解释外部世界的属性，以主体的存在解释外部世界的存在，使各种事物都泛布有一种人的神秘的生命精神，或按照人的生命意志使外部世界得到价值实现。

中国青铜时代所表现出的云雷纹、回形纹、蕉叶纹、涡纹、席纹、鳞状纹、四叶纹、四肢目纹、几何纹等纹样，经过历代长时间的集体的价值思维肯定与确认，最终使青铜器上所弥漫着的神秘繁复之凝聚，怪诞突兀之抽象，构成这个时期最为显著的文化印记。（图1）

我们以图案纹样的发展流变过程精确地判定人类逐步自觉的历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图案纹样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心路体验可以从人类性别关注的侧重点加以区分，女性取材侧重于植物，所以母系氏族社会积淀并广泛布置于器皿中的纹样，以曲折、流畅、动感为集体视觉表象主体。从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到作为祭祀的青铜礼器阶段，这种几何形纹样也从器皿的主体图案纹样退居为辅助性图案纹样，取而代之的是动物象征性纹样。男性取材侧重于动物，表现为方正、凝重、稳定的集体视觉表象。今天我们仍然能从少数民族绣花的图案纹样中，感受女性对植物纹样的特殊敏锐能力和爱好，少数民族男性对动物的特殊崇拜，虎皮、豹皮纹样始终是男性人格化的象征。

商、周时期，随着有意义的文化世界的创造和积累，特别是个体经验的种种心理体验、感受被一代一代抽象出来，并成为社会的集体的文化意识。这种抽象出来的集体文化潜意识不管是母系社会重点关注的植物纹样，还是父系社会重点关注的动物纹样，伴随母权制度的衰落，父权制度的兴起，不仅产生了对偶家庭和氏族、胞族、部落组成的联盟，而且个人的尊严、雄辩、宗教情感以及性格中的刚毅、正直、勇敢等高级属性已经发展起来，进而，性格中的残酷、阴险、狂热等品格也随之俱来。在此以后氏族的动植物图腾的神秘情绪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的个体意识的确立和对人类祖先的崇拜。

对动植物纹样审美价值的趋向，反映人的视觉感受是由内向外的抽象表达；对人的个体内心审视，以及人的能力、智慧的崇拜，反映人和神交流的愿望是由外向内的真切感受。

2.鸟、鱼、虫、兽图案纹样造型的审美观及其他

对三星堆遗址鸟、虫、兽造像青铜器审美观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进入人的造像写形法则的研究，具有更为清晰的思路。他们共有夸张变形的目的和意味，也共有整体审美价值的标准。（图2）

目前，经过许多考古学者的研究和论证，三星堆遗址为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应该不会存在大的问题，然而，三星堆遗址的青铜文化渊源以及蜀文化与中原、楚、藏、滇等文化的相互关系都在研究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之中。同时，三星堆时期古蜀国自身的编年考证以及相关的国号、帝王名字仍然需要得到深入的确认。就目前所能认知的范围，古蜀国历史中蚕丛、柏灌、鱼凫以及杜宇王朝在学者们的大量研究论述中都有明确的证明。显然，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在历史文献中，《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依据。

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古蜀国王朝的名字中都与鸟、鱼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星堆遗址大量出现以鸟、鱼为题材的雕塑、陶塑和装饰纹样作品。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K2：K2148（图3）和K2142青铜面具的造型可以看出，“蚕丛目纵”有“大眼外突”的特征，鼻子为鸟形竖立形以及双耳“似耳非耳”的像伸展的翅膀。该面具应是蜀人祭祀人、神合一蚕丛的化身。

无论是鸟、鱼的象征性表现，还是神秘图腾的心灵崇拜，造像意义上的创造思维与自由想象，始终围绕着应该遵循的比例与规范，而且，确定这一比例与规范的原初制作者必定传承和发展了集体潜意识中的神秘造像特征和审美价值标准，从而保证了这一历史时期祭祀人、神形象的法则、形制的多样性统一。（图4）

关于蛇、虫形的表现，中国历代都有大量的造型依据，蛇与虫形象的选择本身就具有明确的意义。学术界通常认为，古代的巴与蜀分别以蛇与蚕作为图腾的两个部族（这里的虫实则就是蚕虫），蛇与蚕虫在中国传统认识中都具有一种独特的蜕变再生的生命方式，这一生命的存在方式成为先民们神秘精神世界的载体，并被赋予“羽化”复生、生命轮回的意义。

他们关于神灵存在的推理，神的抽象因素以及宗教仪式，都反映出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幻想的某种外部力量，在这种幻想反映下，人与动物之间的神秘互渗，人间的某种力量采取了超人的想象形式，使幻想和非逻辑的思维意识完成真正的创造形式，并使它获得了象征意

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法则的探寻

综观三星推青铜人物作品，造像的基本法则虽然没有文字记录的依据，但是，仍然可以总结出几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第一，三星堆青铜造像以人的原形作为表现的重要题材，将人视觉感受到的自然现象拓展为心灵的自然印象，同时，熟练地运用艺术的手段将生活的自然现状与人的精神向往、迷惑、追忆、惊恐等等思想情绪表达出来，有许多“表达”至今仍然无法得以“解释”。今天，我们的所有推测与判断都不可能成为三星堆时期真实的“解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虽然留下了无数未知的谜团，并且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每一种“解释”的具体内容、含义和目的都不一定“正确”，甚至于牵强附会，但我们的研究清楚地显示造像对生活的从属和依附关系，它给我们增添了一些认识原始文化尤其是中国绘画起源的机会。

第二，三星堆青铜造像作为祭祀神像塑造法则的真正目的和要求，既没有文字记载，又没有后续的人物造像的继承与延续，但是，三星堆青铜造像的形制、比例、特点以及可以探寻的规律，因为有了实物的存在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三星堆青铜人物的造像法则显示出相当的设计性与周密性。

首先，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塑造法则，从横向上看，与殷、商、周三代所发现的人物造像似乎没有可以类比的痕迹（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呈现出完全独立的“纯粹”样式；从纵向上看，从中国整体文化发展的流变过程中，即“无后续性”的传承与发展，三星堆青铜人物的造像法则并没有对后来的文化产生作用（不包括发掘后的影响和作用）。

其次，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的形制、比例、特点因为其相对独立的因素，很难从其他文化样式的研究中旁证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的真正目的。尽管如此，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的形制、比例、特点的客观存在仍然是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和艺术创造的依据。

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的特征：

第一类，头像造型。一、脸方正，面部瘦削。二、宽浓眉（刀形眉）。三、杏眼。四、三角鼻。五、阔嘴紧闭、嘴角下勾。六、下颌扁方。七、竖长耳略尖，耳廓作勾云状，耳垂穿孔。眼部、鼻部和颧骨部的高突处作棱状。这一类人物造像的形制出土的最多，表现手法、造型特点基本统一在一种程式化的刻画之中。（图5、6、7）

第二类，面具造型。（K2② ：148）以分块组合的方法铸造出巨大的神人面部，各器官又着力夸张变形，具有神圣威严的气概。面具两眼宽大硕长，内眼角下弯，外眼角上翘，略呈菱形。两眼的瞳孔部分为圆柱状向外突出，直径13.5厘米,突出眼眶长达16.5厘米。双眉粗大浓重，内勾外翘，亦呈菱角形，鼻部宽短高耸，高宽均达21.5厘米，两侧沟饰作云纹。嘴亦极大，嘴角上翘，接近耳根。双耳为硕大的钩云状，耳尖极力外伸，外端为桃尖状，耳长达70厘米。下颌一圈宽带状的络腮短须，十分有气魄。（K2②：142、K2②：144）与巨型面具形制基本相同，但前额正中有勾云状青铜饰件，高66厘米，增加几分神秘色彩。

第三类，全身人像。青铜大立人雕像是中国迄今出土最大的青铜人物造像，座高78.8厘米，人物身高181.2厘米，通高260厘米。这尊青铜人物，头戴五齿花状高冠，杏形大眼，高鼻梁，方颐大耳，嘴角下勾，细长脖颈，双耳垂各有一孔，身着多重锦衣，衣襟前后饰异形龙纹，左肩右斜方格纹绶带，左衽长衣，右摆成燕尾形，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燕尾服”。双臂上抬至胸及面部，作握物状，赤足立于象头方座之上。手腕戴三圈手镯，纹足镯。它是古蜀王国神权政治领袖形象的塑造。

综上所述，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的法则用这样几个特点来总结：第一，含道映物，神游物外。第二，兢战之形，异佳有裁。第三，折楞不隽，质沿古意。

一、含道映物，神游物外。重点在于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的精神追求和象征意味，那魑魅魍魉的怪异神态包含着远古先民们与自然生灵之间的互渗思维。

二、兢战之形，异佳有裁。兢战者，强健而小心谨慎的样子。异佳者，不同寻常之美也。裁，指样式和风格。重点在于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外部特征的表达。

三、折楞不隽，质沿古意。折指弯曲的形。楞通棱。隽指肥美。折楞不隽，指突出弯曲的棱线处理手法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精劲瘦俏之美。重点在于造像的表现手法不同于中国任何造像流变过程时期的独特规律。

作者：王赞（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原标题：三星堆遗址青铜造像的现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