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至“心”的习书之本

书法从“技”至“心”,传王羲之论笔意可见之:“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唐人书论强调艺术主体之呈现;宋人论书,重意、重人品,融斋论书最重此。如:“凡论书气,士气为上。”“书也者,心学也。”“书虽学于古人,实取诸性而自足者也。”“写字者,写志也。”“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

书法重天资与功力,而归于“天”,古人书论多有论。南朝庾肩吾重“天”,论王献之“早验天骨,复识人工”;唐虞世南则重“学”,《笔髓论》中特辟《劝学》趋向于“法”。张怀瓘由笔法反省书之本质,由“学”重“天”。《文字论》论“锺王真行,一古一今,各有自然天骨,犹千里之迹,邈不可追”。康南海曾批评张怀瓘 “先其天性,后其习学”,实张怀瓘重在“自然天骨”也。

执笔无定法。包世臣论执笔主张转指法,举刘石庵“使笔如舞滚龙,管随指转,转之甚者,管或坠地”。及邓石如“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为佐证,以为即古今相承之拨镫法。康有为不用转指法,自称拔镫法。今人所用多沈尹默所倡“五指执笔法”,执高、执低、执紧、执松,实无定法,舒服即可。

要笔锋无处不到,须用“逆”笔。刘熙载曾云:起笔欲斗峻,住笔欲峭拔,行笔欲充实,转笔则兼乎住起行者也。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要法。

方圆、曲直乃用笔变化之关键。孙过庭云“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甚为有理。姜夔《续书谱》云:“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方主之,必圆佐之;圆主之,必方佐之。此为善用规矩也。

折笔与转笔是用笔之要处。姜夔《续书谱》说:转折者方圆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朱和羹《临池心解》也说:字画承接处,第一要轻捷,不着笔墨痕,如羚羊挂角。学者工夫精熟,自能心灵手敏。然便捷须精熟转折须暗过,方知折钗之妙。暗过处,又要留处行,行处留,乃得真诀。

刘融斋论古人用笔,不外“疾”“涩”二字。涩非迟也,疾非速也。用笔在乎轻捷,轻而能沉,便而能涩。用笔“迟”“速”甚为讲究,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必能先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务速,又多轻滑。

孙过庭论用笔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甚为形象。董其昌论用笔以为须提得笔,不可信笔。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信笔则其波笔皆无力。提得起笔,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

书以中锋为主,间用侧锋取妍,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出。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有锋以耀具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

朱和羹《临池心解》云作字如应对宾客。一堂之上,宾客满座,左右照应,宾不觉其寂,主不失之懈。所谓“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也。作书所最忌者位置平匀,一字中须有收有放,疏密相间也。

孙过庭《书谱》云: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方有合心之作也。虚实相生,书之要决也。笔不虚少圆;笔不实少沉。

疏与密为章法之要也。疏欲风神,密欲老气。白处少而能神远,白处多而能神密。

孙过庭《书谱》云: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姜夔《续书谱》云:行书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足见墨法在于调和也。

熟则巧生,又须拙多于巧,而后真巧生也。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刚。姜夔论用笔有“三宁”: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运用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自然潇洒流落。

傅青主云“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重在“合古”。习楷须上溯于篆隶,知篆隶演变之轨迹。其云“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又论汉隶一法,“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丑拙古朴,即其“四宁四毋”所重之美也。

察之尚精归于朴,拟之贵似归于神。藏骨抱筋,可得质朴。形质矫健,方有神采。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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